
“300人想打江山?疯了吧。”1938年的河南人真敢这么想。日本人占了徐州,一路烧杀,国军节节败退,老百姓心里只剩一句话:完了。可在确山竹沟,一支小得可怜的队伍悄悄集合,三百零几号人,枪都配不齐,领头的彭雪枫拍拍灰说:走,去豫东搅局。没人信他们能成事儿,连他们自己都不信,可命就这么被改写了。
彭雪枫原本在八路军总部当高参,穿皮鞋、喝开水,突然接到命令:去河南,拉队伍。竹沟留守处那点人,两个营,三百出头。他把人拉出来,先跟吴芝圃的豫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碰头,又接上萧望东的班底,拼拼凑凑一千来人,起了个名:新四军游击支队。名字听起来唬人,其实就是一群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加几个老兵油子。张震后来回忆,第一天行军就有人把草鞋走烂,脚底板全是血泡,彭雪枫把马让出来给伤员骑,自己一瘸一拐走前面,嘴里还哼着小调,硬是把士气给哼上去了。
鹿邑县是游击队第一次喘大气的地方。1938年底,部队从三个大队扩成三个团,两千多人,张太生、滕海清、周世元这三个团长全是苦出身,打仗不怕死,开会就掐架,掐完继续干。彭雪枫干脆给他们立规矩:白天练刺杀,晚上学写字,谁写不完,饭减半。识字率从三成飙到七成,兵油子变学生,学生变骨干。当地老百姓一看,这支队伍跟土匪不一样,能讲理,还敢打鬼子,送粮、送鞋、送儿子,队伍像雪球一样滚大。
1939年更疯狂。鲁雨亭带着几百号人下山投奔,胡晓初的西华抗日军也整编进来,张爱萍从萧县拉来两个团,一口气搞出四个总队,十几个团,一万九千人。豫东、皖北、苏北,到处插旗,鬼子一出炮楼就被敲闷棍。彭雪枫白天打仗,晚上写报告,毛笔字密密麻麻,教员回信就一句:你们干得好,继续干。这句话被油印成小纸条,贴在每个连部,比军饷还管用。
1940年春天,番号换成新四军第六支队,彭雪枫还是司令兼政委,黄克诚带着八路军二纵队南下会师,老战友重逢,一个眼神就懂:干票大的。两支部队合编成八路军第四纵队,黄当政委,彭当司令,一纵一横,豫皖苏边区成了铁板。可惜黄克诚没待多久,又被派去苏北,拉走一部分人另起第五,彭雪枫没吭声,只交代一句:把能打的都带走,我留老底子。结果留下的全是铁杆,后来成了四师脊梁。
皖南事变来得突然,枪口对内,新四军被宣布“叛军”,延安电报一到,第四纵队就地改名新四军第四师,彭雪枫升师长,张震当参谋长。十、十一、十二旅一字排开,刘震、滕海清、谭友林三个旅长都是刺头,谁也不服谁,开大会吵到半夜,彭雪枫一拍桌子:明天打泗县,谁先破城谁当主攻。第二天十旅破城,刘震站在城头笑得像个孩子,九旅调来换防,张爱萍回四师看了一眼,又回三师当副师长,老部队老感情,一句话:好好打,别丢四师的脸。
1944年9月,彭雪枫在夏邑八里庄中弹,子弹从肋骨穿过去,没留下一句话。张爱萍从苏北连夜赶回,接任师长,韦国清副师长,又把12旅番号恢复,饶子健顶上。部队没散,反而更狠,一路打到徐州外围,把鬼子堵在铁路线上。抗战结束前,四师三万正规军加两万地方部队,淮北、豫东、皖北连成一片,鬼子想下乡抢粮,得先问四师答不答应。
日本投降后,四师拆成几块。九旅北上山东,跟二师合编成山东野战军二纵,韦国清当司令,张震副司令,罗炳辉挂名司令员却病逝,韦国清顶上,一肩挑两职。苏北战场,华中野战军九纵由张爱萍挂名司令,结果车祸重伤,张震接过指挥权,带着老四师的人马跟山东二纵会师,最后合编成华东野战军二纵,韦国清再当司令,张震副司令,老四师干部成了纵队骨架。再后来,二纵编入苏北兵团,韦国清继续当头,四师的血一路淌到淮海战役。
回头看看,1938年的三百人连棉衣都凑不齐,七年后拉出五万兵马,彭雪枫把种子撒下去,张爱萍、韦国清、张震、滕海清、谭友林、饶子健……一串名字把树干撑到天。张爱萍后来当国防部长,韦国清当广西一把手,张震干到军委副主席,刘震虽然只在四师待了一年,也是开国上将。中将少将一堆,随便拎一个都能写本传奇。
现在有人问我,四师到底牛在哪?我说牛在敢想。三百人就想打回豫东,一万人就想锁死华中,三万人就想啃徐州。没飞机没坦克,就凭两条腿、一把枪,把鬼子拖进泥潭。彭雪枫死的时候才37岁,张爱萍接手时34岁,韦国清31岁,一群年轻人拿命换时间,硬生生把不可能写成可能。
要是当年彭雪枫怂了,留在竹沟当土皇帝,今天淮北可能就多了一个传说里的土匪窝。可他没怂,带着三百人一路向前,把“不可能”踩成垫脚石。你摸着良心说,换你,你敢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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